贾樟柯与《江湖儿女》：我们从此疏远了「神」

看完《江湖儿女》，散文式的一篇影评。

一、记录

对贾樟柯的认知是从大二开始的。选修影视鉴赏的老师给我们放映了《小武》，这是贾樟柯的成名作，也是作为普通观众不容易接触到的电影。那时候贾导的电影应该只拍到了《二十四城记》或者《海上传奇》，为人所记忆的还是《小武》《任逍遥》《站台》《三峡好人》这几部老一点的作品。

第一次看贾樟柯的电影是一种「猛然一新」的感受。彼时的语境之下，国产电影的代表变成了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等人的中国式大片，《英雄》带动的风潮着实影响了一代国产电影作品的走向。大红大绿的古装、大气华丽的画面，深沉又玄虚的台词和故事，整体形成了一种「大」的假象——处处都显宏大，其内在又很空虚，花架子大于内容。

贾樟柯呢，他从20年前的《小武》开始描述真正的市井小人物的生活，且无一例外记录着时代潮流变革背景下「旧人」所经历的困惑。从他的电影里，最能看出90年代开始县城里那些边缘人的生活轨迹，他们是乘着迅猛发展的社会东风而上，还是被洪流卷着或掉队、或消失，这些不为中国多数电影所青睐的题材和人群，在贾樟柯的影像里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

贾樟柯的电影里，一定有故乡，有时间跨度，有冷静的见证者。《二十四城记》里的一个厂子，到《山河故人》里未来孤悬海外的中国流浪者，他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看向了未来、虚无，他越发试图去寻找一个答案。

二、虚无

而在《江湖儿女》中，贾樟柯用飞碟来终结了这样的徒然展望。赵涛在那个夜晚被飞碟所启示归来，回到老家重建年轻时期的关系，一切变得像一个循环，最终到头来，人们还是徒劳得重复自己一直在重复的事情，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并未改变这种人生重复的宿命感。

贾樟柯在去年的《十三邀》里接受许知远的采访。许知远在画外音里说，贾樟柯变化巨大。从他们对话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贾樟柯研究天体物理，再者面对新时代的一些事物的出现（手机地图、虚拟现实）后，所思考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一代中国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记录，他在想着一些更为哲学、导向虚无的概念。

在想到外星人、费米悖论、黑客帝国与缸中之脑、意识只是程序的可能性和人类创造虚拟现实的「造物主」性质，这些近乎无限、无解的哲学假设让贾樟柯最终得出了一个「无情」的处理方式。

贾樟柯所谓「无情」并非我们熟悉的那个概念，而更偏向于佛经中的解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十三邀》的原视频。

《江湖儿女》的许多情节与去年《十三邀》里贾樟柯抽着雪茄所描述的心理极为接近。甚至于直接出现在了电影情节之中。在后半段廖凡回到山西之后，在车上问道：“我们这是在哪儿？”赵涛没说话，掏出手机打开了导航。

这是贾樟柯在《十三邀》中谈到的的哲学谜题之一。手机地图、移动社交软件让如今的人类联系空前的紧密，也逐渐让贾樟柯这样的敏感之人越来越感受到自身存在的虚无性——人越来越像是黑客帝国中的程式。

另一个情节同样出现在廖凡回山西的那部分，路边开始安装摄像头、最终结尾的镜头于监视画面中结束——如天眼般窥伺万物，这在古时是神明才能做到的事情。现代人已经在成为神，但也从此疏远了「神」。

三、江湖、儿女

《江湖儿女》的故事倒并非主要在上面所写的那些。故事主线仍旧回到了贾樟柯的一贯主题，只是角色从以往电影中的那些人物变成了混江湖的。另一类边缘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贾樟柯电影中关二爷的意像。在《天注定》《山河故人》中，小孩扛着关刀逆人群而行，也像是象征着时代发展与曾经道德体系的决裂，而在《江湖儿女》中更为明显，一开始对着关二爷的神像解决纠纷，而后呢，电影中称呼为「二哥」的勇哥被青年捅死、赵涛穿着2号囚服入狱——无非是说，关二爷和它所代表的旧的道德秩序已然不在、「江湖」已然不在。

「儿女」呢？

廖凡抓起赵涛的左手，赵涛则说自己是右手开的枪。她痛苦的是廖凡所记住的是作为「江湖」层面的恩情，但廖凡此刻已宣称自己不在「江湖」；赵涛自己为了「儿女」之情为情人出头，最终对方却没有「儿女」之情。

赵涛一开始就问了，你不想成为我的家属吗？他还真不想。

江湖也好，儿女也好，都只是时间中的一颗沙粒。「无情」的赵涛最后看透了这些。

上面说，作为一部电影，我并不喜欢《江湖儿女》。它更像是集中了贾樟柯这些年所思所想最终得出的虚无结论，是凝结了作者的痛苦在内的。在微博上卖力宣传《江湖儿女》，引入华谊兄弟做宣发（贾樟柯坦言因为《芳华》票房成功），最令贾樟柯为难的或许是，他的电影会越来越变成一种自说自话，他卖力记录的时代变革、那些小人物在这二十年中所经历过的东西，真的有人在乎吗？

甚至于这些小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已经随着时间过去而消失了呢？

而随之重生的，又是怎样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