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罪人，判我有罪

2015年10月2号，孙亮带着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处女作《判我有罪》出现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著名导演金基德特意前来观看影片，并给予了肯定。2016年5月6号，电影在内地上映。

《判我有罪》之所以受到了各方关注是因为它的题材涉及到了医疗内幕。故事讲述了一群医生滥用药物谋求利益，而一名女医生牵扯其中，并被诬陷为主犯。其实她只是为了拿到钱救自己重病的女儿。最终女儿不治，案件一破医生们都沦入监狱。而到了最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女医生不忍心孩子受苦，亲手用药了结了自己的女儿。又给影片加上了一层道德审判的意味。

这是一个带有悬疑色彩的故事，影片也在努力构建一种含糊，悬疑的气氛。但是实际上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好。

首先是幕后黑手的过早暴露。影片刚开头我们便知道了幕后使者是谁。也就知道了这个人必落法网。那么后面的剧情再曲折，观众也失去了猜测的兴趣。所有的疑点都落到了女主角身上。女主角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医疗事故里面明明包括自己的女儿。如此设置疑点，有避重就轻的缺陷。观众的注意力已经从医疗事故中移开了。

其次电影中只出现两方力量。一是医生，二是警察。整部电影是医生与警察的博弈。但是忽略了受害者，也就是患者的剧情。并没有给患者方面以正面描写。

最后，警察作为情节推进的线索，但是警长的形象俨然一个谋取功劳名利的小人，影响了主题的表达。

影片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对生命的思考，对医疗内幕的反思。点睛的台词是女主角在天台上说的一句话：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那么小。像小黑点是不是？像蝼蚁。你真的关心有哪个小黑点被抹去吗？另一个是对女主角选择了结自己女儿生命的的道德衡量。

这两个主题有相似点，又有所不同。但是在电影里明显注重于对女主角的精神描写，可是明线中又是以传达第一主题为主。所以造成了表达的紊乱。使得故事并不是十分地吸引人。

电影主要在于对女主角精神状态的描写。所以导演调动了很多手法来完成拍摄。

首先是用了不连贯剪辑，片头女主角一个人走在医院潮湿幽暗的过道里，景别时大时小，演员的位置时远时近，不按逻辑地进行剪辑。

然后是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一个是在宣布自己女儿病逝的时候，桌子上出现一只黑色甲虫。女主角将它死死握在手心里。暗示了她是导致女儿死亡的直接原因。

另一个是在洗衣房，女医生和一个手下对话，她教唆手下离开医院，不许参与医药事件的调查。这个时候后景的白色床单上的血迹不断地晕开。表现了女主心里的邪恶与黑暗。

另一个是警察正面质问医生的时候，女主角坐在桌子旁边，发现自己的手上爬满了蚂蚁。她不断地挫自己的手，下一个镜头回来，手上其实什么都没有。

这些手法其实在影史中都可以找到典例。《黑天鹅》中女主角面对精神危机，她幻想自己的腹部被插了一块玻璃。在跳完芭蕾舞的最后一个动作后，她的腹部晕出了一大块血迹。

而蚂蚁这个经典的意象来自早期电影路易斯·布努埃尔导演的超现实主义影片《一条安德鲁狗》。片中的男主角手心破了一个洞，一群蚂蚁不断地爬出来。

相比起布努埃尔晦涩的幻想，孙亮赋予了这个镜头确切的意义。她曾说，患者在她的眼里不过是小黑点，是蝼蚁。那么这句话和这个镜头就是对女主角心灵的审判。

还有一个手法就是过度曝光。片中多次出现过度曝光的场景，来营造精神恍惚的效果。包括在办公室里，在回家路上。

而女主角出狱之后的过度曝光镜头看起来更像是救赎与解脱。

除此之外，影片还有其他一些意象的使用。比如片头的一片绿植与女主角一家三口的交叉剪辑，让这片绿植看起来像是生命的象征。但其实这一片绿植就是医院强上的绿植。爬满绿植的医院却是罪恶之地。

从描写医院的第一个镜头开始，医院就是潮湿，逼仄，晦暗的空间。幽深的过道和女主角空洞的视点共同营造了一个诡异医院的形象。反复出现的红色衣服小女孩，和一个红色小皮球，暗示了女儿的事在女主角心中挥之不去。

总的来说，这部影片的视觉语言是非常丰富的。

对于孙亮的名字对我们来说都不太熟悉。用“新锐”这样的词来形容这样一个新晋女导演是非常恰当的。她的“锐”体现在第一次出手就直指中国医疗内幕，第一次拍长片就尝试黑色犯罪题材。

说到内地的女导演，我们肯定会想到李玉。李玉在女性电影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而中国关注女性，维护女权的电影是不多的。孙亮的《判我有罪》就是一部女性角度的电影。尽管它给人的感觉不是特别的成熟，但是中国有这样的电影应该说是难得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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