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丈夫见鬼去吧”，这群戴头巾的女人说

走，离婚去。

在巴格达清真寺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场异常严肃的谈话正在进行。

那是伊拉克战争期间，首都巴格达的恐袭仍时有发生。人们觉得爆炸就像一趟不准点儿的公交车 —— 没人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只知道它一定会到来。

然而眼前的谈话，既不是关于圣战、宗教领袖，也不是关于临时政府或者紧张局势。谈话是关于婚姻的。具体而言，是关于一名戴头巾的妇女是否可以获批与丈夫离婚。

结婚20年，女人早已失去性生活，如今她相信丈夫爱上了别人。

法官怎么劝也劝不回来，有点气急败坏：“拜托！神讨厌离婚！”

这确实是份越来越难做的调解。从前在伊拉克，每十对夫妻就有九对能够厮守到老。

但是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全国的离婚率几乎翻了一倍，自2004年至2017年，已发生约70万起离婚案件，首都巴格达的离婚率更是飙升到40%。

更令人惊讶的是，根据司法部门的统计，70％的法院离婚案件是由妇女提出的。

虽然这样的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罕见，但在伊拉克社会，失败的婚姻无异于一颗手榴弹，在传统人士眼里骤然爆炸。

“判离婚比判死刑还难”

法官Moussawi的工作，是处理什叶派穆斯林夫妇的结婚和离婚申请。

从业40年，他发现如今的案件有点超出预期。

如果说，一个女人因为家暴而要求离婚还完全可以理解，那么“丈夫打游戏时间太长”，或者“妻子瞒着自己开了一个Facebook帐户”这种理由，无疑超出了Moussawi的理解范畴。

还有最近的一次案件，丈夫的离婚理由是嫌弃妻子尿床，向Moussawi抱怨每天早上都要更换床垫。当离婚申请被拒绝时，他气愤地诅咒了法庭。

在Moussawi看来，离婚是伊斯兰教所允许的事情里最糟糕的一件，“签署死刑判决都比签署离婚令容易。”

“在死刑判决中，只有一个人会为自己的罪行负责。而一桩离婚，摧毁的是整个家庭和整个社会，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核心。”

因此，Moussawi和其他法官花了大量时间为夫妻调解关系，让他们跟分配到法院的社会工作者谈心。

调解的努力并非毫无裨益。有一次，一位女士唾沫星子飞溅，跟Moussawi控诉婆婆是如何搬到狭小的婚房跟她同住。

“没有人能受得了，”她说，“我想要独立空间，而不是每天生活在婆家的压迫之下。”

但Moussawi成功地说服丈夫挽回了她。

“想想大学，当我从所有人中选择你的时候，”丈夫尽量温柔地承诺，“我可以平衡你和我的家人，我会的。”

在短暂的哭泣之后，两人决定和解，一起坐出租车回家。

但还有一种更加棘手的情况，一旦女性因丈夫纳妾而提出离婚，她们的离婚意志往往不容动摇。

按照古兰经的传统，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只要他能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不过萨达姆时期的《个人地位法》改革规定，一个男人只有在第一任妻子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娶第二个妻子。如果她不同意，就可以申请离婚。因此从1978年改革以来，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已经显著减少。

但伴随着战争结束，一夫多妻制再次野蛮生长。

在战争时期，大量男子一贫如洗，而且伊拉克军队的入伍者根本无法结婚，更不用说多次结婚了。

不过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但是，无论先知穆罕默德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第一个妻子几乎从不乐意支持第二任妻子。

Nidhal就是这样。4个月前，看见丈夫带着第二个妻子回来时，她觉得生活瞬间崩塌了。她立马搬出去拒绝回家，直到他答应离婚。

无声的抗议取得了成效，丈夫终于答应走法律程序。

“你今天是纯洁的吗？”法官问Nidhal。她点头，表示不在月经期。根据传统，什叶派穆斯林妇女在月经期间不能参加法庭诉讼。

接着法官提醒她，一旦离婚，将在三个月内禁止再婚。她丝毫不介意。

于是在结婚10年之后，她的婚姻在不到10分钟的法庭程序中被宣告解除。

贫贱夫妻百事哀

如果说中产和上流阶层的婚姻仍有回旋的余地，底层民众的婚姻则往往没有太多选择。

飙升的失业率和经济压力，已经将曾经几乎无法想象的禁忌，转变为日益普遍的现实。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国际社会便开始了对伊拉克的全面经济制裁。

随之而来的经济大滑坡，让许多年轻人一夜之间陷入贫困。付不起彩礼的男青年蔓延全国，而养不起家的已婚男子，有的也选择放弃家庭。

甚至老年夫妻也不能幸免。一名60岁的老夫妻申请离婚，原因仅仅是公寓的房东要求他们搬离。

事实上，许多失败的婚姻早在结婚时就埋下了伏笔。在常年经济危机下，早婚成为许多女孩逃脱贫穷的唯一希望。

在传统的伊拉克社会，理想的丈夫要有美德、魅力、教养，还必须能够养活家庭。

然而现在，这一观念逐渐崩塌了。越来越多的底层家庭都同意把最好看的女儿嫁给战争中的暴发户，甚至不管未来女婿的品行。

巴格达家庭法院的工作人员拉菲德估计，来登记结婚的女孩平均年龄大概是15岁，也有12岁的少女，而男性通常是18岁。

不过比起年龄，人们更在意的是女孩的贞洁。每当有结婚申请，拉菲德就会穿着象牙色的长衫，戴着金边眼镜和Omega腕表，对新娘进行检查。

“我问她的年龄，问她是不是处女，如果我觉得她不是处女，就让她对古兰经发誓。”

女孩莎拉就是在12岁的时候，被家人强迫早婚以换取彩礼。四年之后，她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也因此，伊拉克成了全世界未成年离婚率排名第一的国家。2016年据官方统计，24%的女性不到18岁就已经结婚。

但由于少女被迫早孕，遭受家庭暴力，其中60%的早婚都以离婚而告终。

就连一些男性，也不得不在金钱面前妥协。

常年动乱中，许多年轻力壮的青年战死沙场，留下了妻子和孩子。

伊拉克政府因此鼓励男性与这些寡妇结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笔社会专项基金，向与烈士遗孀结婚的男子提供奖金。

再加上伊拉克“血液换面包”的政策，遗孀一般都会得到一大笔补偿，或者一辆小汽车，与寡妇结婚俨然成了贫穷男子的一种“致富之路”。

不仅有男青年因支付不起彩礼而选择与烈士遗孀结婚，甚至还有已婚的贫穷男子与妻子离婚，扭头就娶了一个薪水更高的女人，即使这位“富婆”比自己年长。

但是对女性来说，一旦落入不幸的婚姻，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33岁的Cojine已经忍受了多年的家庭暴力。不幸的是，对她来说，离婚比忍受虐待还难。

“离婚在我们的社区中是被鄙视的。人们会散布谣言，说我是一个可耻的女人。“

有那么几次，她试图离开，但是总会被丈夫和他的家人劝回来。“我觉得自己在家就像个囚犯，”她说。

“离婚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不过至少在巴格达，人们对离婚者的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

如今，伊拉克电视上热播的土耳其家庭伦理剧，正在孜孜不倦地歌颂浪漫的爱情，丝毫不会把离开恶劣丈夫的妻子描绘成道德败坏的妓女。

这让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终止曾经必须忍受的婚姻，本来就是她们应有的权利。

按照伊拉克法律，女性只能在某些条件下申请离婚诉讼，例如身体虐待，如果没有这种虐待，则只有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婚，同时必须放弃所有的经济赔偿。

不过随着受过教育的女性独立，经济越来越不成为一个羁绊。

36岁的Ahmed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是伊拉克首都高档地区的一名教师，在忍受丈夫酗酒多年后，她终于选择离婚。

“过去我丈夫常常拿我的工资去俱乐部喝酒，导致我没有足够的钱花在三个儿子身上，”她说。

“现在，一家人的生活比那个男人在的时候好多了。”

39岁的达利亚也觉得，“离婚那天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在此之前，她已经忍受了多年不幸福的婚姻：“在我们结婚几个月后，事情开始出错了。我要求离婚，但他永远不同意。”

为了让孩子在有父母的情况下长大，她只能暂时忍耐。而随着孩子长大，她决定不再妥协。

离婚那天，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离婚派对，穿着晚礼服，戴着金项链，向客人分发糖果，场景如同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

在派对的最后，女人们对着一首歌跳起舞来，那是一首伊拉克流行歌曲，歌词建议单身人士不要结婚。

至少对在场的女人们来说，这就是一场属于她们的小型“革命”：

在漫长的一生中，她们已经听过那么多“女人的命运就是相夫教子”、“离婚的女人是社会的毒瘤”。

但这一次她们相信，离开糟糕的婚姻不仅不可耻，而且还可以过得快乐。

“让丈夫见鬼去吧，我们可以独立生活。”

[1] Shatha Khalil, High divorce rates and legitimizing the marriage of minors, a crisis threatening Iraq.

[2] Linda Givetash, Divorce on the rise in Iraq as wives cut ties to ISIS militants. 2018.

[3] Jonathan Finer, War Taking Toll on Marriage, Too. Washington Post. 2006.

[4] Sectarian violence forces mixed couples to divorce, The New Humanitarian.

[5] Tish Durkin,“Are You a Virgin or No?”: Marriage in Liberated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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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izar Latif, Worry over rise in divorce rate. 2010.

[7] “I felt like a prisoner”: Spousal violence in Iraq.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7.

[8] Shatha Alwan, Ten cases per hour .. An alarming increase for divorce in Iraq. 2018.

[9] 张柳. 伊拉克妇女问题研究（1991-2007年）.兰州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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