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徜徉于音乐世界的矛盾灵魂她是安吉拉·莫雷，他也是沃尔特·斯托特

8岁时，因父亲的突然去世，不得不放弃学习了三个月的钢琴课。

15岁，离开了学校,与Archie's Juvenile Band开始巡回，周工资为10先令。

20岁，加入了英国顶尖乐队Geraldo’Band。

29岁，被任命为飞利浦英国分公司的音乐总监。

       这样的人生轨迹，成就了一个优秀的演奏家和作曲家。而三次艾美奖的获得者、两次奥斯卡奖提名者的头衔，更让她的人生仿佛开挂般成功，但是传奇并不仅仅这些。

这就是安吉拉·莫雷（1924.3.10-2009.1.14），出生于英国利兹，早年学习音乐，而后在伦敦录音棚工作，并为广播电台进行配器。1972年接受变性手术，并开始为电影音乐进行配器。

 安吉拉·莫雷的音乐世界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虽然莫雷的名字有些生疏，但在好莱坞因配器师、指挥家身份出名的她，留下的音乐却贯穿着我们的记忆。

 比如，她曾经参与John Wlliams许多经典作品的配器工作，包括《星球大战》、《E.T.外星人》、《辛德勒的名单》。 就像她在《星球大战》中运用的交响化配器，使整部电影展现出一种史诗级的宏大感。

 “四十多年来，Angela Morley始终是一个值得我尊重的同事，值得珍惜的好友” John Williams说道，“毫无疑问，她是我所知道或是共事过的最优秀的音乐家。作为一个配器师，她的技巧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她对音乐倾注了终身热爱的成果。”

图为John Williams

而她与Douglas Gamley合作改编的《小王子》，以及她亲自改编配器著名音乐家谢尔曼兄弟的《水晶鞋与玫瑰花》（The Slipper and the Rose），更是让她收获了两次奥斯卡最佳改编配乐的提名。

Angela Morley的音乐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加拿大轻音乐作曲家Robert Farnon的影响。她对音乐有着出众的品味，经她配器的音乐大多贴近作品，这不得不归功于她对诸多乐器演奏技巧的掌握与实践，以及对从爵士到古典等各种音乐形式的熟悉。在我看来，这就好比说她是一个诗人，能在诗中运用各种修辞元素来适应文风，同时在诗的字里行间烙下自我痕迹。

 变性不止是一种转变，更多是对自我的认同

 Morley在英国音乐界的首秀，是作为Wally Stott出场的。在当时的英国，只要你收听广播，你就会知道stott的名字。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里，她创作的音乐都以Wally Stott署名。这其中包括Diana Dors、Dusty Springfield等人的音乐专辑，大量的电影配乐，例如Peeping Tom (1960), The Looking Glass War (1969) ，以及大量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这段瞩目的经历，让我们无法绕过一个话题——变性。

图为年轻时的Wally Stott

1972年，Angela Morley的出现将Wally Stott取而代之，成了一件震惊整个音乐产业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即便在英国，虽说是追求自由，但也不像如今一样开放。敏感的环境，使大胆承认性别转变的她遇到了许多困难，她只能默默承受住人群的谩骂和一些下流的意见，即便这实质上仅仅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身份的认同。

图为年轻时的Wally Stott

对跨性别者的侮辱历来有之，即便在如今这个开放的时代。前不久，便有新闻报道巴西一名变性女子被暴徒从家中拽出，拖到街上当众殴打致死，期间被暴徒不断侮辱。对于这种侮辱，与莫雷经历相仿的Jan Morris，就曾在她的书中说，半生的辛劳为她赢得的声誉似乎都抵不过一个“变性”，然而这无关于淫秽，无关于性，而关乎自我和灵魂。

图为Jan Morris

图为莫雷与友人交谈

实际上，跨性别不是一个隐晦的话题，而是当下许多人正在真实度过的日子，我们无需去议论、无需去意淫，也无需去争辩，毕竟只要作为“自己”存在，只要在为世界创造美好，我们便不能去否认。

就像无论是作为安吉拉·莫雷，还是作为沃尔特·斯托特，她对音乐的贡献，她内心保存着对生活和音乐的热情 ，是不会变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潘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