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延安的北京知青，后来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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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有一代人的青春不断地被提起，被反思，被共同追忆，他们是“知识青年”。

1968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命运滑向了截然不同的轨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初中毕业后便离开学校、离开家乡，来到乡村，再散落各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摄影师黑明走访了一百位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老知青，看他们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黑白影像中，呈现了一整代人与青春擦肩而去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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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殷金昌在县政府谋得一份工作。

殷金昌听说延安是“塞上好江南”，遍地牛羊，瓜果飘香，便心生向往。无奈家人反对，他只好偷了家里的户口本，销了北京户口，才登上开往延安的列车。

到了陕西安塞县，殷金昌抓住一个年轻人便问：“果园在哪里？”对方反问：“果园是什么？”殷金昌说：“就是苹果树！”年轻人笑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还想吃果子，你以为这是北京啊！”

丨 住在窑洞的谢党恩。

1978年，在延安插队的谢党恩，在一次事故中双腿被钢条勒伤，落下残疾，随后被调进总务科，当了电管员。因工作积极，谢党恩被选为省级先进工作者。然而在1993年，他因拒绝做假报告得罪了领导，丢了工作，从此再没领过一分钱工资。

丨 痛哭失声的刘德亮。

1989年，在变压器厂担任司机的刘德亮，正当戴上“安全行驶十万里”的大红花之际，突发脑血管破裂。出院后的刘德亮半身不遂，话也说不清楚。厂长好心，给他安排了一份在厂里放水的工作，拄着拐杖就能完成。

刘德良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家人知道他的身体情况赶不回北京，就没有告诉他。“1992年初，我还收到我爸从北京寄来的一台18寸长虹牌彩电，他知道我很少出门。”

丨 郑长利的妻子高俊英在工厂门口给人理发。

“今年3月孩子要吃肉，我买了2斤猪肉一顿就吃光了。到今天为止我家已经半年没敢吃肉了。”

趁着70年代的招工潮，郑长利在延安机械厂成为了一名钳工，25年来随着工厂起起落落。1997年，郑长利的工资是每月200元，要养活一家四口。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供女儿上学，希望她将来能回北京谋一份工作，实现自己“落叶归根”的理想。

丨 王雄骥。

王雄骥原本不想插队，他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担心不插队会给父亲加重罪行，才不得不去了陕西。

1976年，王雄骥回北京探亲，恰好赶上了“四五运动”。王雄骥跑到天安门广场上凑热闹，摘抄了一首“扬眉剑出鞘”的诗。回延安后，王雄骥将抄诗的笔记本放在床头，不料被前来串门的保卫干部发现，又被判了“现行反革命”罪，入狱两年。

出狱后，王雄骥靠在丝绸厂做杂活为生。牢狱生活催垮了他的身体，为了强健体魄，王雄骥用废铁打了三把剑，怎想又赶上“严打”，因私造凶器被判了一年劳改。

1995年接受采访时，王雄骥已浑身是病，加上厂子停产，他全部的盼头就是早日还上医药费，吃上饱饭。

丨 路贵邦和妻子。

文革期间，路贵邦的父母被打成“河北邱县来的逃亡地主”，双双被赶回农村批斗。他的父亲在私设的监狱里被活活整死，母亲一周后在家中过世。

彼时的路贵邦觉得一生都毁了，只想找个人少的地方悄悄过一辈子。他一气之下报名插队，在公社表现得极为积极。他特意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洗脚，还把自己的衣服和老乡的放在一起混虱子，全因那个年代的风气是越脏越革命。

丨 捞鱼虫的李新民。

李新民的父亲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从小听着延安故事长大。1969年来到延安后，李新民被选为知青组长，但也常常饿的肚子咕咕叫。一次趁着天黑，李新民带知青爬上山，一夜之间挖光了队里近20亩还未成熟的土豆，又用气枪偷偷打回两只鸡，做了鸡肉炖土豆。

次日东窗事发，公社干部对着主犯李新民大喊：“你身为红卫兵偷集体财产不说，还竟敢把枪口对准贫下中农的鸡！你究竟是什么目的？”李新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最终未酿成大祸。

1984年，李新民为儿子办了“下岗”。回到北京，却发现找不到生计，两个辍学的儿子只能跟着爸爸在胡同捡破烂。后来李新民在水坑捞鱼虫，在花鸟鱼虫市场上贩卖，第一次就挣了上万块。

丨 周臻和儿子。

出生于北京中产家庭的周臻，到陕西富县的第一天，被安排住进一间极破的土窑。那一晚，女同学们围着一小煤灯坐了整整一夜，眼泪也流了一夜。“我怎么也想不到，富县这么好听的名字会这么穷。”

1990年，周臻患上心脏病，带着儿子回北京疗养，从此与丈夫分居两地。直至二十年后丈夫退休，两人才得以团聚，那时周臻60岁，丈夫61岁。

丨 许复强在他的保健品商店。

1976年，许复强联系在石油部工作的哥哥，让他把自己调回北京。1993年，他又被调往管道局某公司工作，怎奈合伙人撤资，公司亏本，从此每月只发给他70%的工资。待业在家的许复强不甘心，骑着一辆小破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做市场调研。很快，他认定了自己的目标。

1995年，许复强投资1.5万元，在胡同里办起了康乐保健厅，专营性保健品。“我国的离婚率不断上升，58%是由于性生活不协调造成的。而且，买这些东西的人一般不讨价还价，不像有些人买一瓶几块钱的二锅头还晃来晃去怕是假的。”

丨 杨庄泰。

杨庄泰回忆，自己离开家时甚至还不能完全理解“插队”是什么，而姐姐杨庄钰十分积极，自作主张地把名字改成了杨永红，一心要去插队。母亲拗不过姐姐，又怕她受气，就让杨庄泰陪着一起走。出门前，母亲给杨庄泰装了两条烟，给姐姐装了两瓶炸酱，姐弟俩就离开了北京。

“那时我们总认为队长和‘周扒皮’没两样，他总是鸡还没叫就喊‘呜——动弹喀咯’。”

次年招工，杨庄泰去了汉中学开车，不久被调回北京当司机。1995年，杨庄泰出车顺路回了一趟安塞村，却发现村子还是很穷。他给这家20块，给那家30块，最后把一件风衣送给了当年的“周扒皮”，回北京的路上已身无分文。

丨 史铁生。

1969年，史铁生在陕西延川县插队期间，干的是放牛的活计，辛苦又吃不饱饭。一次，村里来了个油漆箱子的画匠，史铁生见这画匠手艺太差，便跟几家准备漆箱子的村民说，我来给你们画箱子，你们帮我去放牛，我不收你们钱，只管我一顿杂面就行。直到后来有人将史铁生画的箱子放到集市上卖，队长才以主张资本主义倾向为名，制止了他的行为。

1971年，史铁生因为感到腰酸腿痛回到北京，动了手术，坐上了轮椅。在他专心投入写作之前，曾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花鸟，每月30元工钱。

丨杜如意。

趁着第二次招工的机会，杜如意进了延安机械厂当工人，开始在厂里大展拳脚。他在工业设计上取得了不少成就，成为一名科技人才，户口也从农村迁回了城市。

然而杜如意并不满足。1989年，他独自跑回北京，带着一箱子奖状证书，希望谋得一份工作，缺处处遇冷。最终，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领导看上了他，终于将他调回北京。

这些年来，杜如意已经累计火花8000多具尸体，并顺利完成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保驾工作。

丨 王多多。

王多多临行前看着北京站的人山人海，身边的同学痛哭流涕，自己却没人来送——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双双被关进牛棚。

到了陕西富县，王多多白天劳动，晚上批斗。村里唯一的反革命分子是老孙，老孙家的窑洞里并排贴了几张宣传画，其中一张雷锋像与毛主席像并列，雷锋的枪口正对着毛主席的太阳穴。

两年的插队生活催垮了王多多正在发育的身体。她浑身浮肿，关节肿大，只得回到北京养病。几经转行后，王多多通过了中国新闻社的公开招聘，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投身新闻界。

丨 骑车上下班的舒展。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舒展，在陕西插队时，白天在公社劳动，晚上就回窑洞看书。一天他和四位同学被打为“五人读书小集团”，说他们整天没日没夜读书就是为了回北京夺毛主席的权。被整了三个月后，一位北京来的带队干部说了句“学习有什么错”，这才了事。

1973年，全国各大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位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找同学们谈话，并取出一份报纸让他们用陕北话读。一个月后，公社大喇叭通知舒展被录取到了北外英语系。

在征集意见期间，舒展被举报为“大学迷”，不好好接受再教育。幸亏在调查时，舒展工分本上的记录是满分，才得以顺利入学报到。

毕业后，舒展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并赴英国留学。如今已退休的舒展曾任中国驻厄立特里亚、赞比亚大使，是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

丨 张路任北京国安副董事长期间的照片。

张路是北京四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在校期间不仅爱好文学，还在先农坛体校训练足球。十八岁那年，张路的父母都被送进了牛棚。他把家里的东西该卖的都卖了，只剩一箱书和一箱衣服。他和弟弟提着两个箱子，来到了延安。

两年后，经北京先农坛体校恩师刘敏新的介绍，张路进入陕西省足球队当上了守门员，次年又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系足球专业。如今，张路已经是央视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被誉为“国内普通话解说第一懂球帝”。

丨 任志强。

任志强的父亲曾任商务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的父母双双被送到了东北“干校”，留下他和姐姐妹妹相依为命。1969年，随着毛主席的号召，任志强和妹妹分别去了延安和内蒙插队。

插队第二年，任志强的胳膊不慎骨折，回京养伤。两个月后，他又自作主张地跑到内蒙古，陪妹妹度过了秋收。

等到了冬季征兵，他找到父亲在山东的老战友，走了后门，以黑人黑户的身份参了军。等延安干部到北京找任志强的姐姐“抓人”时，姐姐拿出弟弟从部队上寄回来的五好战士喜报，干部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从军队转业后，任志强投入商界，创立了自己的公司。1997年，据《万科周刊》表明，任志强的年薪为7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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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老知青的艺术家陈丹青说，知青不幸，因为此前与此后，没有一代都市青年全体经历这样的被愚弄、被剥夺、被遗弃；知青有幸，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歉疚，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因此尚且具有被纪念、被言说的历史价值。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管父母是官至中央，还是普通工人，他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都没能逃脱这场共同的大迁徙，随后又四散开来，往不同处去。

提到青春，他们也许会说，“我们的青春期很短，幼稚期很长。”

*本文内容摘自黑明摄影集《走过青春：100名知青的命运写照》

撰文 / 韩羽桐

编辑 / 胡令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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