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这部90年代神剧，找到了2019的正确打开方式

据考据，“丧文化”才不是什么后现代发明，从上世纪思想解放以后，中国青年的个体焦虑就从未间断。

早在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千百万青年的共鸣，一代人仿佛“精神初恋”般为它哭为它笑为它争辩为它深思。

那时候的中国，宏大叙事刚刚开始退场，个人重新成为了生活的主语，青年人的焦虑马上就回到了历史前台。

有焦虑的地方就有缓解焦虑的生意。

1992年，导演赵宝刚，加上编剧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炮制了一部叫做《编辑部的故事》的神剧，讲的是《人间指南》刊物的六位编辑帮助广大读者解答人生难题。

每集的主题都是一个能引起关注的社会事件，从家长里短的夫妻矛盾，到民科散布的末日谣言。

一经播放，这部喜剧就成了街头巷尾最先锋的谈资。而里面妙语连珠的金句，也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被不断重温，实力诠释了如何用“贫嘴”来针砭时弊。

比如有读者来电询问，做人体模特受歧视怎么办？

女大学生因单恋已婚老师打算自杀，如何转移她的注意力？

如何向同事解释练气功的功效？

如何普及家暴错误的常识？

除了帮助别人解答难题，编辑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神奇的是，这些困扰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毫不过时。

既有困扰白领的日常难题：

也有对性别平等的深深忧虑：

还有先锋的人类命运问题：

90年代年轻人的烦恼何其多，今儿个，我们从中挑出了当代青年同样面临的“三座大山” —— 减肥、找对象、和挣钱，看看那时的“知识分子”有什么高招。

减不下去肥怎么办？

食堂的王师傅是个胖子。

因为胖，所以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大家说他是假公济私，吃了太多公家的东西。深爱下厨的王师傅无奈申请调职，来到编辑部坐办公室。

坐办公室也不习惯，于是王师傅对编辑们讲出了自己的苦恼，让大家帮忙减肥。

为了帮助王师傅减肥，葛大爷扮演的编辑李东宝跑到街头书摊，翻了半天二战集中营的书，总结出了减肥的三大招式 ——

不吃、不喝、重体力劳动。

肉体限制的同时，还设计了精神禁锢大法：

王师傅委屈了一天后，本打算等回家再补充能量，没想到也被义正言辞地劝阻：

于是回到家，王师傅只得硬着头皮忍受更大的挑战：

这天，小李为了对王师傅实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管制，在办公室跟王师傅聊了一夜不让回家。

夜谈中，王师傅一边回忆起儿时的美好时光，一边对此刻的生活又悔又恨。

可折腾来折腾去，王师傅没有瘦，反而又胖了半斤。

老编辑们也终于看不下去这种“减肥酷刑”了，纷纷上前劝慰。

最终，陈主编为王师傅写了证明：“兹证明该同志体胖，与饮食无关，可以继续从事炊事工作”。

于是乎，王师傅最终干回了自己喜欢的厨师工作。

所以，当2018年减肥大计再一次扑街，与其默念“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的当代顺口溜，不如祭出王师傅的人生格言，那是来自90年代的振聋发聩的呐喊 ——

找不到对象怎么办？

婚恋永远是困扰青年的另一大世纪难题。

早在90年代，未婚男青年小赵就和相亲对象在编辑部里声泪俱下地慨叹：

这也是编辑小李的头等烦恼。

作为编辑部里的大龄未婚青年，葛大爷扮演的小李，虽然嘴上常常以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为荣，但实际上依然用各式“李式”情话，多年如一日地追求着时髦又文艺的女同事葛玲。

主要的“抖机灵”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招式一：“温柔陷阱”

招式二：“化敌为友”

招式三：“引经据典”

招式四：“欲抑先扬”

招式五：“适时打击”

招式六：“认清现实”

招式七：“给出承诺”

不过用了这么多招式，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当有一天，喜欢的姑娘抛出了灵魂的发问 —— “你喜欢我哪点呀”，小李却拒绝回答，转而开始了对知识分子习气的吐槽：

怪不得五年后，当《编辑部》推出了贺岁篇，小李已经在命运的磨砺下丢失了全部的发丝，却依然是孑然一身。

面对熬光了头发还没完成的“脱单”目标，即将一个人吃年夜饭的小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不过，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一样，单身狗有单身狗的苦闷，可走入婚姻也不意味着烦恼的终结。

编辑部里，已婚同事和同事家属们常常介绍“过来人”的经验，可谓字字血泪，比如 ——

结婚的含义是什么？

男人跟女人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不能跟已婚男性私奔？

于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恐婚青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直到三十年后，还能在被催婚的人群中找到无数回响。

挣不到钱怎么办？

如今，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都能一言以蔽之：“穷”。

而这一切的开端，要回到90年代，那时“一切向钱看”刚刚成为青年的口头禅。

自从“知心大姐”栏目设立，编辑部就没有停止过出现跟挣钱有关的烦恼。

虽然没后来那么疯狂，但国人忙着赚钱引起的乱子已然开始冒头。

有作家贪图双份儿稿费，舔着脸一稿多投。

国产厂家初尝粗制滥造的滋味，生产出了能且仅能当柜子用的“多功能冰箱”。

骗子为了博取信任，苦口婆心地谈论高尚情操。

办杂志的遭遇了如今新媒体仍在遭遇的问题。

编辑部内部也不断经历着“为人民服务”与“拉广告赚钱”的价值博弈。

就连冯小刚饰演的收听外国电台的青年，也来编辑部散布经济谣言：

所以，早在“丧”和“佛系”的形容被发明之前，90年代的青年就已经展示了什么叫丧起来不留余地。

李东宝曾这样一口气形容自己作为“苦孩子”的艰难人生：

打在胎里，就随时有可能流产，当妈的一口烟就可能畸形。长慢了心脏缺损， 长快了就六指。

好容易扛过十个月生出来了，一不留神，还得让产钳把脑子压扁。

都躲过去了，小儿麻痹、百日咳、猩红热、大脑炎还在前面等着。哭起来呛奶，走起来摔跤；摸水水烫，碰火火燎；是个东西撞上，咱就是个半死。钙多了不长个，钙少了罗圈腿。

总算混到会吃饭能出门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车；大街小巷是个暗处就躲着个坏人，你说赶上谁都是个九死一生，不送命也得落个残疾。 

在当年的主流价值中，丧，连同好吃懒做等等颓废态度，仍是“政治不正确”的堕落品质。

而《编辑部》偏偏爱表现这些。这意味着拒绝虚假的完美，接受人的缺点、脆弱，与那些泄气的时刻。

张国立饰演的小赵，作为90年代“废柴”，跟相亲对象一见面，就因为从不叠被子、从不做饭而一见如故，并美其名曰 ——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城里来打工的小保姆米继红，则是上世纪的“追剧女孩”，最大爱好是在雇主家一个人“静静地看电视，左手拿着瓜子，右手拿着手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陷入沉思”，唯独不想干活儿。

因为这些真实但在当时看来并不“伟光正”的心声，1992年《编辑部》的上映，甚至引来了文艺界的口诛笔伐。

有人激愤地批评，这种“毒草”怎么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民的大荧幕上。

直到《编辑部》获得李瑞环的肯定，这场禁播风波才终于烟消云散。

于是今天，当青年们依旧体会着生活不易，正大光明地喊出“偌大一个世界容不下我一个废物”，这些90年代的丧气时刻，也神奇地超越了时空，与“葛优瘫”一起成了观众回味的对象。

而哈哈一笑之后，人们又将回到当下，拥抱这荒诞的生活，耳边回响着来自上世纪的共同呼唤：

“我就是一傻波依（boy），您甭为我费心。”

[1]  潘晓讨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报章里的改革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 《编辑部的故事》禁映风波：有人认为是“毒草，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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