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的中国式共情：我们如何面对那些“懂事”的孩子？

《何以为家》在国内的票房成绩远远超过了它的同类电影们。截止5月12日晚间，其票房已经达到2.8亿元，在《复仇者联盟4》热潮的夹缝中生存，这样的票房已经远远超过了行业内对它的预期了。

戛纳、奥斯卡的艺术电影们通常很难被国内观影群体所接受。《何以为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最大的原因或许就是它所叙述的故事成功激起了国内观众的情感共鸣——

所谓带着纸巾去看电影，带有悲剧情感的电影关口命门在于所表达的情绪能有多少人理解、共情，而《何以为家》颤动的情绪是超越了地域和语言的。

这部电影的原名是《迦百农》，是圣经新约里的一个地名，故事则发生在黎巴嫩，角色则都是贫民区的难民，从背景环境来说是国内观众所陌生的，但这个以小男孩赞恩的视角所展现的世界，显然暗藏了一些人类共通的情绪力量在内。

片中充满了悲剧。但与直观感受相悖、又一般悲剧不同的是，人性善恶在这个故事中占的比重其实相当低——我们很难从这个故事中找出一个堪为“反派”的常规角色，最大的“反派”，无疑是贫穷、无知、盲目，更深一层则是那个社会本身。

赞恩无疑经历了一个充满了痛苦的童年。他离家出走，试图将整个世界扛在自己的小肩膀之上，最终无疑是落败得一塌糊涂。但说起来，“反派”是他要起诉的父母吗？是买小孩、办假身份的苏阿德吗？是娶了他年幼姐姐的店主吗？都是，好像但又都不是。

苦难，我们往往归罪于它是由可见的某个人带来的灾难。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表层的、客观社会反射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让赞恩的父母疯狂生育，将自己的12岁的女儿嫁给别人？是什么让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国家？是什么让一个十二岁孩童拖着一个婴儿在街上流浪无人问津？我们可以归罪于父母的无知愚蠢，归罪于路人的麻木不仁，但最终，还是要归罪给社会本身——

人的所知、常识，是被社会常态所捏造的橡皮泥。当整个社会都认为多生孩子可以添补家用，认为将十几岁的女孩嫁出去是常规做法，满大街的混乱是社会常态，那么这个社会中的父母就会永远无知、盲目、在生存线上挣扎；那么就会有无数个赞恩生于斯，长于斯，早熟的他们也曾试图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可年幼的善意和情感被现实世界一击即碎，他们最后发出的责问就将是：

你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世界里，将我生下来？

这样的发问是巨大且无解的悲哀。在赞恩的同龄人们穿着干净精致的衣服上学、去游乐场、牵着父母的手时，赞恩却不得不独自一人去面对一个芜杂无序的成人世界。他只能不由自主地去适应这个世界——因此，电影中的赞恩越是少年老成，越是“懂事”，就越是令人心疼不已。

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内那些十几岁孩子独自照顾重病家人的新闻，不同程度的人生，但却是同样的“懂事”孩子，同样的苦难。

显然，这越加让影厅里的观众们感受到生儿育女的不易。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连接了一切，也无意识中掩盖了许多东西——光鲜城市背后，占人群更多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媒体所注目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里，却很少有他们的生活。

在中篇小说《北京折叠》中，作家郝景芳描绘了一个从物理空间上等级分层的社会。其实仔细一想，世界一直处于“折叠”之中，不只是一城、一国，更是世界本身的分层——

我们呼吸的空气、脚踏的土地，对《何以为家》的赞恩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天堂呢？